在低信息量时代，中国以易经为代表的占卜文化充当了重要的决策辅助工具。然而，随着人类进入工业化与信息化时代，传统预测方法逐渐失效，西方在20世纪发展出以精密逻辑为基础的博弈论，成为高信息量时代的决策利器。这一变迁反映了文化模型与生存结构之间的深度适配关系，也揭示了文明演进的非选择性特征。
博弈论本质上是一种数学决策体系，通过对局中参与者行为的建模与分析，寻找纳什均衡等最优反应路径。例如大猪小猪的博弈模型展示出资源分配下的策略平衡，而类似的分析亦可应用于市场竞争、恋爱选择、两性进化、公司战略等多个层面，强调信息与资源在系统中的博弈关系。
相比之下，中国的易经预测更多依赖象征思维与模糊逻辑，它服务于农业文明所需的稳定性和伦理秩序，适配低频率决策模式。而现代博弈论强调模型建构、变量测算和策略模拟，服务于快速变化、高不确定性的社会结构，明显更适应今日工商业文明与大数据环境。
文化并非人类自选，而是由生存结构决定的匹配系统。中国传统文化在农耕结构中持续几千年，直到近现代才被工商业文明所重塑。正因如此，传统占卜方法虽保留至今，但面对新时代的高维决策问题，其有效性和适应性正在迅速减弱。
文化模型必须与信息结构相匹配，硬态文明的变迁需要软性文化的及时调整。只有理解文化是生存结构的匹配表达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博弈论出现的深层逻辑，也才能在信息时代构建出真正有效的决策体系。